“干掉”三星，柔性屏的中国机会来了
在进行屏幕产线良率和产能提升的过程中，屏幕的变化带来了整个产业上下游的新一轮整合。
在华星光电母公司TCL集团3月20日发布的2018年年报中，披露了“柔性屏”玩家之一的华星光电在柔性屏方面的最新进展。而在近一段时间，柔性屏备受瞩目。“实验线做成了，我们开始正式启动生产线，从刚性到柔性。”京东方高级副总裁张宇近日对经济观察报坦言，作为一项新技术，“不是想做就能做出来的”。
与LCD（液晶显示）技术相比，京东方团队深知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技术与之存在较大不同，却也发现了其中的相似之处：它们都属于半导体显示，都有很高的进入门槛和技术壁垒。因此，京东方最初便设定了目标——量产。
要实现上述目标，“是做刚性AMOLED（有源矩阵有机发光二极管）还是柔性AMOLED？”让京东方团队陷入了纠结。张宇坦言，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京东方做刚性的成功率和把握度更高，但内部又希望通过技术突破，能研发出给消费者体验带来明显变化的产品，于是在2015-2016年间，京东方经过多次内部探讨，选择在“技术创新后的产品可以最大化改变用户体验”的方向上押注——做柔性AMOLED。
这便是外界认为京东方做得“疯狂”的事——465亿元人民币巨资在成都投产建设中国首条6代柔性AMOLED产线。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工程院院士邓青云在1979年发现了OLED，他也因此被称为“OLED之父”。但OLED技术较早地在日本、韩国开发并应用，而中国正式开启对这一技术的研究，还要等到1996年，清华大学成立OLED项目组开始，发起者是维信诺的创始人、现任清华大学校长邱勇。
彼时，博士毕业的邱勇接触到OLED，并将其确立为今后研究的方向，从基础研发到技术应用，甚至对产业链相关从头到尾加以钻研。这也让维信诺成为中国显示企业集群中最早起步探索柔性显示的企业。
维信诺的总裁张德强，便是邱勇组建项目组之初带的第一个博士生。“OLED很难做，从基础技术研发开始，到中试生产及最后的大规模量产，期间克服了种种困难。”
原来，脱胎于学校项目组的维信诺，在1996年到2001年的五年间，以学校为主体，就OLED展开一些基础研究，“期间有太多走不下去的时候，也曾尝试找大企业合作，但他们大都对OLED前景不看好”。
张德强回忆到，过去中国发展显示技术主要靠全部引进，或引进消化吸收后再创新，“到了OLED时代，我们要走自主创新的路子。”团队在这一目标引领下，终于在2002年建成了国内第一条OLED中试生产线。
几乎同期，京东方在2001年时，也对OLED的发展和应用趋势有所预判。“尤其在移动端，OLED屏的出现必将是革命性的变化。”在张宇看来，OLED“随型而变”的特点，可以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应用多样性。
对于京东方那条465亿元产线的各个标志节点，张宇记忆犹新，“2015年5月开工建设，2016年7月厂房封顶，2017年5月点亮，2017年10月量产。”在他看来，能在前后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实现一条柔性产线的规划量产，京东方最初坚持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
京东方柔性产线的成功量产，被深圳市平板显示行业协会首席顾问孙政民视作，国产显示在OLED技术突围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就在这一产线量产前夕，在天津举行的2017中国国际OLED产业大会上，彼时担任主持人的孙政民，见到了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影像显示科技中心主任程章林，自上个世纪90年代就一直在台湾钻研OLED技术的程章林，一直苦恼于难以推进台湾柔性屏的产业化。
“国内显示厂商在开发OLED技术的初期，不少有OLED屏需求的下游终端厂商被三星‘掐着脖子’。”孙政民回忆到，2010年，Android智能手机市场的中国台湾厂商HTC，发布的DesireG7就采用了三星的AMOLED屏幕，可正当销售气势如虹时，“眼红”的三星竟突然终止了与HTC的合约，停止屏幕供货。
如此一来，让HTC措手不及，不仅横遭消费者诟病，还给手机产量和销量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HTC董事长兼CEO王雪红在那之后的接受采访仍就对此历历在目。
三星在OLED面板供给端形成垄断的同时，它也有“无奈”。孙政民告诉记者，仅靠三星一家难以支撑众多手机厂商对OLED屏幕的需求，除却三星有意断供的情况，更切合实际的是，市场上也亟需其他面板厂商能实现技术突围，带动OLED面板产能的扩大。
然而，OLED面板显示是一种高投资、高风险的产品，孙政民直言，“一般的厂商不敢贸然进入”，但一直追随日韩技术发展起来的中国显示企业们，抓住契机大举投资建线，拉响了中国OLED面板加速量产的号角。
京东方6代柔性AMOLED产线的量产突破了三星在OLED产业上的垄断。“台湾搞了好多年都没成，我们大陆先成功了。”孙政民甚至向程章林发出“多来大陆交流”的邀请。
除却京东方在成都建设的第一条6代AMOLED生产线量产外，记者还了解到，其在绵阳也建设了同等规模的产线，预计今年量产。另外，重庆的第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也在去年底开工建设。根据京东方公开资料显示，每一条OLED生产线的投资大概在400亿-500亿元左右。
“新增一条柔性产线的投资规模至少400亿，真得太贵了。”孙政民感慨到，盈利来源依靠传统LCD面板的京东方，它的OLED生产线不过刚刚开始，但三星早就完成了投资和量产。“后来者只能加快追赶步伐。这样才有赶上的可能。”
“基于对面板产业市场至少长达10年的分析预判，京东方才会做出后来的柔性产线布局。”张宇也坦陈，在京东方亏损的那几年，外界总有评论称“京东方是不是疯了？”即便如此，“还是要推进”。
记者了解到，京东方还将在福州落地建设它的第四条柔性产线。
目前不止京东方一家在建线扩大产能，像维信诺、华星光电、天马、和辉光电等企业都不断投资了多条柔性显示生产线。
记者了解到，已经在昆山拥有一条5.5代柔性AMOLED生产线的维信诺，也在紧锣密鼓地释放或扩增产能。“已经迈过建设和爬坡阶段的维信诺（固安）第6代全柔AMOLED生产线，将在2019年充分释放产能并逐步导入更多客户。”维信诺副总裁孙铁朋告诉记者，维信诺还于2018年12月27日在合肥开工了一条G6全柔AMOLED生产线。
而此前在大型显示面板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华星光电，在柔性产线建设方面有着不同的逻辑——按照尺寸规划生产基地。
全程参与华星光电在柔性显示技术攻坚的，武汉华星光电半导体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担任产品开发处总监孙亮告诉记者，2017年9月华星光电建成中国第一条G4.5柔性OLED的中试线后，又基于武汉光谷的基础设施和产线需求的匹配度，投资350亿元建设了第6代柔性LTPS-AMOLED显示面板生产线（简称t4项目）。“t4项目的月产能在4.5万大片玻璃基板，满产产能相当于每年可生产116万平方米手机面板。”孙亮介绍，这是国内第一条主攻折叠显示屏的6代柔性产线。此外，华星光电还在规划投资超400亿新增柔性产线建设。
一条OLED产线的建设动辄投资数百亿，在这样的投资推动下，新产能形成，而在规模竞争中，一些无法支撑的企业倒闭。孙政民强调，“OLED产业是资本密集型，只有大规模生产才能实现规模经济。”
风尘仆仆从成都柔性产线调研回来的张宇，谈及当下京东方的任务，“目前主要是在冲量。”他告诉记者，在三星、华为相继释放了折叠屏手机量产的讯号后，更多客户对柔性屏加大了需求量。
其实，早在2017年三星的老对手苹果公司选择采用OLED屏幕后，“瞬时引得整个智能手机行业跟随。”但孙政民指出，稳坐钓鱼台的三星，屏幕供应有限，同时还价高难求。
2018年，曾在OLED屏幕上被三星“坑”惨了的华为，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与京东方达成了合作，并直接将“中国牌”的OLED屏用在了当时最高端的手机Mate20Pro上。
规模化量产的京东方为“让产能保持稳定”不断建线，也不难理解这一带动下，全国各地的显示企业们竟会有“统一”大举建线的举措。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已建和准备建设的第6代AMOLED显示器生产线有近10条，建线规模远超韩国，位居世界第一。而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LED行业市场竞争分析策略研究报告》中显示，在全球公布AMOLED生产线规划的11家企业中，有八家企业来自中国。
目睹了中国显示军团大举释放产能，孙政民也不无担忧，除却产线良率、产能的稳定性仍需提升，“未来柔性屏产业化的路子还不清晰。”他认为显示企们应该把焦点放在产业化上，侧重于AMOLED大规模的应用上。
中国OLED产线的良率和产能规模，一直被认为与三星间存在较大差距。但张宇给出了一组数据，目前京东方的产品良率已能稳定保持在70%以上，当然，他坦陈，“这也从起初的20%走过了一个艰难爬坡的过程”。
事实上，在进行屏幕产线良率和产能提升的过程中，屏幕的变化带来了整个产业上下游的新一轮整合。
张宇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说，一直以来，中国在装备产业和材料产业上较为薄弱，这让下游的显示面板企业大比例依靠进口设备或材料，从而让现下的柔性屏供给侧定价趋高。
在张宇看来，当前除却要求显示面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外，产业上下游还应该协同推动技术的迭代，“让产品更具性价比”。
正如邓青云所希望的，“中国能把AMOLED做得非常便宜，就像光伏行业一样。”不过他预计，“这可能需要五到十年。
瞩目产业化发展的大目标，孙政民也按捺不住期待，中国显示集群不仅打破了三星在OLED技术及规模量产上的壁垒，照此态势发展下去，“不出5年，大有领先全球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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